张学良是中国近代史上亲身统兵作战、与中央红军正面交锋过的关键人物，1991年他恢复自由后前往美国，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口述历史访谈时，抛开政治立场，仅以一名老军人的视角，对中央红军长征做出了被后世广泛流传的评价，除了毛泽东，换谁指挥都会全军覆没。这句话并非张学良一字不差的原话，却是对他核心观点的精准总结，他的判断，全部源于自己多年的带兵经验，以及在陕北与红军作战的亲身经历。
中央红军之所以踏上长征之路，根源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彻底失利。当时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，放弃了红军此前屡试不爽的游击战和运动战，强行与国民党军队展开阵地战、堡垒战，以弱势装备硬拼优势兵力，最终导致中央苏区失守，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。长征初期，错误的军事指挥并未得到纠正，部队携带大量非战斗物资，行动迟缓，一路都处在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之中。
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一战，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，经此一战锐减至三万多人，部队伤亡惨重，士气低落，前有敌军重兵堵截，后有追兵步步紧逼，缺衣少食、疲惫不堪，已经走到了全军覆没的边缘。这样的绝境，在张学良看来，早已超出了普通军事指挥官的能力范围，寻常将领根本无力回天。
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，成为了红军的生死转折点。这次会议撤销了博古、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，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。自此之后，红军摒弃僵化的作战思路，恢复机动灵活的运动战，四渡赤水、巧渡金沙江、强渡大渡河、飞夺泸定桥，在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中灵活穿插，彻底打乱了敌人的部署，一步步跳出了绝境。
当时的张学良，担任西北剿总副司令，代行总司令职权，指挥东北军在陕北堵截刚刚结束长征的中央红军。东北军装备精良、补给充足，以逸待劳，而刚结束长征的红军衣衫单薄、弹药不足，从纸面实力来看，东北军占据绝对优势。但实战结果却截然相反，劳山战役中，东北军110师被红军全歼，师长何立中重伤身亡；直罗镇战役里，109师再次被全歼，师长牛元峰阵亡，东北军接连遭遇两场大败，兵力损失极为严重。
这两次战败给张学良带来了极大的冲击，他年少从军，一生统兵，深知在极端困境下，维系一支军队的建制和士气有多艰难。他在口述历史中多次提及，长征路上爬雪山、过草地，天天被敌军追击，缺粮少药、环境恶劣，这样的处境，换成任何一支国民党军队，早就溃散垮掉了，只有红军能始终保持完整的组织和顽强的战斗力。
张学良认可的不只是毛泽东的战术指挥，更佩服他凝聚军心、掌控队伍的能力。他始终站在军事角度看待长征，认为这场胜利不靠人数、不靠装备，完全依靠统帅的判断力、决断力和意志力。在他的认知里，当时濒临绝境的中央红军，只有毛泽东能带领队伍走出困境，能让战士在最绝望的时刻，依然愿意跟随、依然坚守战斗意志。
也正是这两场战役的失利，让张学良彻底改变了对红军的看法，他清楚地意识到，这样的队伍是根本剿不灭的，这也为后来西安事变的发生埋下了重要伏笔。在之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软禁生涯中，张学良不再涉足战场和政治，但他对长征、对毛泽东的评价，始终没有改变。作为曾经的对手，他比旁人更清楚红军当年的绝境，也更明白能带领这支队伍突围的统帅，有着何等过人的能力。
中央红军抵达陕北时，仅剩七千多人，可这支队伍保留了革命最核心的骨干力量，成为了日后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火种。张学良晚年的评价，没有刻意吹捧，也没有立场偏向，只是一名身经百战的老军人，对另一位顶级军事统帅的客观认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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